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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弹与系统工程——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与实践之探索与初创阶段(
    发表时间:2022-07-14 19:38:29 来源:爱游戏体育足彩 作者:爱游戏体育外围

      原标题:导弹与系统工程——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与实践之探索与初创阶段(上)

      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伴随着中国航天和导弹事业的发展壮大而孕育成长,不断丰富完善。六十五年的中国航天和导弹发展史,是国际环境风云变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航天和导弹发展不断创造新的奇迹的背景下,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结果,是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从孕育到成熟的历史过程。每一次钱学森系统工程核心思想的发展进步,无不凝聚着航天和导弹发展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无不体现出科技进步和时代变迁所催生的先进思想与理论方法。通过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的发展脉络,可以领略中国航天和导弹事业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我国的航天和导弹事业从1956年起步以来,经历了初创、发展、调整、壮大和新时代五个发展阶段,每个发展阶段都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都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航天导弹系统工程思想。钱学森系统工程理论和思想由钱学森开创,六十五年航天和导弹事业的发展,充分证明了钱学森系统工程的科学性和正确性。而且应当看到,钱学森系统工程理论和思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航天和导弹事业的发展不断充实和完善。我们相信,只要航天和导弹事业继续前行,只要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不断进步,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发展的脚步就永不会停止。

      在这一章中,我们通过回顾中国航天和导弹事业的发展历程,与大家共同领略钱学森系统工程的发展脉络和思想渊源。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环境充斥着美苏超级大国冷战对抗的紧张气氛,中苏关系也经历了从蜜月期到决裂期的跌宕变化。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面对美苏核大国的核威慑、核讹诈,面对国内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局面,自力更生、自强奋进、艰难起步,开始探索一条自主发展航天和导弹事业的道路,形成一套适应中国本土化条件的系统工程方法。

      钱学森系统工程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两弹一星”的伟大实践需要系统工程理论的伟大指引,系统工程理论的发展也需要航天和导弹工程实践的检验。

      (一)国际背景1. 美国对我实施敌视扼杀政策,自恃“核优势”进行咄咄逼人的核威慑

      建国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不能容忍在世界的东方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意欲称霸全球的美国继续政府,拒绝承认新生的政权,百般阻挠,全面遏制,以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方式对待中国。尤其是当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多次以威胁“一旦中国介入,就将使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任美国总统,都威胁要把核武器作为战争的优先选项,美国军政要员还呼吁对中国东北的空军基地使用战术核武器打击。美国赤裸裸的核威慑、核讹诈对新中国带来了严峻的安全威胁。

      中苏关系经过短暂的蜜月期后走向决裂。1960年7月,赫鲁晓夫单方面宣布从中国撤走专家,全面废止援建合同,苏联开始在中苏边境加大兵力部署,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标志着中苏对峙进入白热化状态,苏联强硬派扬言要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要“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在中苏边境上也部署了百万部队。同时,苏联联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妄图把中国从大会上驱逐出去,企图在世界范围内孤立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开启了冷战之路。冷战不只是政治和经济的较量,更开启了疯狂的核军备竞赛。美苏在航天和导弹技术领域的轮番领先,都打破了核平衡,都引发了新的军备竞赛。核军备竞赛的重点在于“三位一体”核力量的规模,核心关键都是导弹技术的竞赛。航天技术源于导弹,导弹和航天技术的发展,成为核军备竞赛的动因和体现。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施以了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援助,这些援助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这个时期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开始初步发展。到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时,由苏联援助的156个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已初具规模,现代工业体系布局初步建立,为中国航天与导弹事业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1959年苏联突然单方面撤走在华援助专家,使中国刚刚起步的导弹研制工作面临中断的危险。同时,从1959年到1961年,“”造成了严重的“浮夸风”,大面积自然灾害导致了全国粮食短缺,天灾人祸使新中国遭遇了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苏联撤回专家和三年困难时期使我国航天和导弹事业发展面临双重压力。

      1966年“”开始,持续的动乱也使航天和导弹的科研生产受到冲击。当时,周恩来总理为确保“两弹一星”的研制不受影响,在1969年8月召开国防尖端科研会议,对需要保护的工程人员开具特别公函,最大限度的避免了研制队伍受到干扰和冲击。这些特殊时期的特殊措施,保证了航天和导弹事业即使在文革最严重的时期也能得以顺利地推进。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亟需从顶层上理清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重点和步骤,为此,国家组织开展了科技规划的研究论证工作。 1956年春节期间,在、周恩来的鼓励和部署下,钱学森起草了我国航天事业的第一份详细的书面规划——《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并于2月17日正式向中央递交《意见书》成稿,在分析了我国当时的工业基础、人才状况的基础上,从组织机构设置和人才配置与培养两个方面提出了建立火箭、导弹工业的各种措施,其中包括建立设计研究院及其附属的各类研究所、集中国内相关领域拔尖人才、培养火箭专业人才、适当争取外援等。中央高度重视钱学森的《意见书》,迅速部署筹建航天工业。当年10月8日,我国首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同年中央制定并实施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为中国航天科技事业提供了顶层战略指引。

      (三)航天和导弹进展1.从引进到研仿苏制导弹,航天和导弹事业实现高起点发展

      航天五院成立后立即在钱学森的带领下展开导弹的研制工作。1957年10月,钱学森随中央代表团奔赴苏联谈判航天和导弹事业的相关合作事宜,争取到了苏联协助中国仿制P-2地地导弹和C-75地空导弹,并按“地地导弹排第一、地空导弹排第二”部署投入工作。1958年6月至11月,苏联向国防部五院提供近一万册的生产图纸、技术条件、工艺规程及工装模具等图纸资料。1960年9月,国防部五院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后迅速提出“三个转变”的调整思路:首先,是要以自立自强为根本、以外国协助为辅助,并在未来实现在航天和导弹领域的自主性研究;其次,是要从仿制外国航天器与导弹逐渐向自发性研究过渡;最后,是要由高速发展、全方位发展向高精度发展方向转变,以抓住重点问题深入研究。正是“三个转变”迅速扭转了苏联撤回专家后带来的被动局面,保证了研制工作的开展。同年11月,中国仿制的首枚导弹“东风一号”试射实验取得圆满成功,这不仅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导弹制造技术,更坚定了中国人民对于发展航天和导弹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在东风一号仿制成功后,紧接着在1962年启动了首个自主研发的“东风二号”导弹的研制工作,虽然首次飞行试验失败,但在采取了一系列的整改措施后,1964年6月,“东风二号”导弹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从1965年到1980年,“东风二号甲”、“东风三号”、“东风四号”和“东风五弹”相继问世。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伴着长征一号火箭,顺利升空,一曲《东方红》响彻宇宙,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有能力自行发射卫星的国家。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航天和导弹事业的发展,发端于一穷二白的国家基础,得益于苏联的援助支持,起步于恶劣的内外环境,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过去几十年的道路,创造了“两弹一星”的不朽功勋。没有这一阶段的开创和突破,就没有中国的大国地位。没有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的奠立和引领,就不会取得中国航天和导弹发展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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